高校管理已全面進入內耗階段

臨近年關，各高校的評估、考核、表格、申報、審批、總結再次迎來高峰。

而事實上，惹得許多高校教師怨聲載道的評估、考核、審批等內容，多是年復一年的繁瑣整理，和超出必要、拔高規格的信息統計。更可怕的是，跑完這些內容所需的流程，瑣屑而漫長。

 

 

 

 

一位60多歲的老教授課題要報賬，總共需蓋6、7個章。

星期5下午，中國事業單位都有提前下班的“傳統”，老先生起個大早，先給院長秘書打電話，和院長約約時間，然后調了早上的課， 趕在院長出門辦事之前把章扣上。

按流程跑下來，這第5個公章算是拿到了。

 

林中祥教授坦言：

 

用數據庫管理，一個命令就可以解決的問題，卻常常要數百——甚至上千老師們耗費巨大精力、時間來完成。

 

高校行政一度被人詬病，但正如陳平原教授所言，轉型期的中國大學，既紛亂不堪，又生氣淋漓。大學不可以沒有行政。香港中文大學行政人員與教授的比例大概為2:1，但相比大陸許多高校，港中大的教授并不會有“被驅不異犬與雞”的感覺。別人的行政是服務教學，而我們的行政是管理教學，這便是差距。

 

中國的高等教育是有斷層的。“大（音泰）學”是我國傳統教育的最高學府，它自是源遠流長，而晚清近代以后，中國教育開始全面轉向西學，在當時百不如人的情況下，中國對西學的引進，對傳統教育的排斥是相當瘋狂的。著名學者錢玄同，當時即號召廢除漢字，這是近代中國困頓到極點表現出的文化極端。然而我們對西學的引進速度，大大超過了我們的消化能力。“中國大學在精神上和制度上是有裂縫的，精神上可以說中國的教育傳統底蘊深厚，但是制度上我們確實只有100多年的歷史。”

 

 

由于特殊的國情和國際地位，人們在談中國問題時很容易聚焦到制度因素，國內高校管理一事自然也不例外。在高校管理中，制度是一種“規矩”，無規矩不成方圓，但規矩太多、太繁瑣，便會加重人與事的負擔。有種說辭很流行，“中國社會就是這樣，習慣力量很強，改革阻力太大”，問題被發現早在很久以前就完成了，但解決依然遙遙無期。

 

 

一位老師曾對我說：管理，就必然產生內耗。

一個降低內耗的經典案例，我們都很熟悉。地鐵高峰期，站內站外均展開極長的蛇形護欄。若按照初期采購成本估算，它比人員成本還要高，但考慮到長期維護成本，于運營者、消費者而言，它無疑都是一個相當劃算的選擇。

 

 

只要集體行為一直存在，內耗便不可能被完全消滅。我們能做的只有盡量減少內耗，降低集體內部的運作成本。然而，大陸管理內耗之高確實令人震驚。比如北大出身的李克強總理點名批評的“證明我媽是我媽”，就是社會各界制度的一個縮影，這種繁瑣、拔高式的制度障礙，在高校中比比皆是。

本科畢業論文就是個例子。

據悉，一些高校規定，導師在指導本科畢業論文時，必須填寫該學生的文獻掌握情況。這個數據怎么填？即便是自己的課題，你自己都很難確切羅列出文獻數量，何況是大多數還沒進門的本科生呢？所以，目前導師們主要有兩種做法：第一、親自問學生查了多少，回來自己看一眼，根據代表性、夠不夠飽滿等情況調整或增減，這還算是比較負責任的。第二、直接看學生論文初稿后面的參考文獻，挑幾個名頭響的一填交差。

管理制度細化，統計結果真的就有價值么？

 

許多人對中華文明有個誤解，認為我們民族更喜歡“意求”，對一板一眼的“規矩”則關注不夠。這種觀點似乎非常流行，甚至國內也存在不少受眾。

此前，一位法國文學家評論中國詩時便說：“中國詩和中國人一樣，很少開門見山，比如王維的《畫》，他們喜歡圍著主題做功夫，卻忌一針見血地踏上一腳。”

不久，他便被另一位法國漢學家公開嗆聲：“你看過中國人的《周禮》和《禮記》嗎？”

 

 

近代教育興起以來，我們在教育制度上確實很少“創舉”，應用西方制度成果、參考西方高校成功的辦學經驗，這是中國近代以來高校發展的最常遵循的兩條路。一方面，由于歷史原因，以及現代快節奏辦學方式的倒逼，我們在整個辦學制度上不得不追求一種立竿見影，又具有普遍適用性的辦學管理方法，先生存后發展，在這樣的情況下，我們的高校管理必須依仗西方教育、制度文明的引渡。另一方面，與中國社會一樣，在高校運營中，“維穩”是大多數高校的第一邏輯。為了實現公平有序，最直觀迅捷的方式，便是將制度進一步細化，以剛性、透明的管理條例來保障運營效果。

 

 

不少教師抱怨高校管理的碎片化，對衍生出的嚴重內耗更是深惡痛絕。“現代大學，制度早已武裝到牙齒，但工作卻越來越繁瑣，越來越難做。”

 

 

中國高校的各種管理制度，可以說是各種成功理論——比如三方監管制、績效制等——的教育實踐。這些制度把我國高校拉高了許多個層次，然而，也讓它們與文明本根日益疏遠。

如今國內不少大學，正在探尋自身教育特色的泥潭中苦苦掙扎。我們的大學，“學”太重，“學味”太少，“本土”太少。

 

陳平原教授曾分享過一個經歷：

北大百年校慶時，校方召集了一個小型的座談會，每個學院談談各自離國際一流還有多遠？跟哈佛距離有多遠？20年、10年、8年的都有，

然而陳平原說：我看不出北大中文系和哈佛中文系有什么距離。

同事們驚嘆：你那么驕傲？

陳平原說：不是，本國文學所承擔的責任，它所能達到的境界，以及對社會的影響力和外國文學是不一樣的，就好象在北大，日文系和中文系是不能比的 …… 本國語言文學的堅持、堅守以及它的承擔，和外國文學的評價標準有根本性的差異。

 

 

中國大學不是辦在中國，是長在中國。一方水土養一方人，一方水土也養一方大學，大學是跟這個土地、人民、歷史、語言一起成長的，跟工廠不一樣。工廠可以轉移到非洲、東南亞都沒有問題，只要生產線建立起來就能投產。只有大學不行，大學必須跟這個地方的水土一起成長。

大學辦學與文明本根日益疏遠，讓大學的內耗全面進入無機時代。

 

大學里盛行一則調侃 —— 理工的看不起行政的，行政的看不起社科的，社科的四處尋找，終于只能狠狠地鄙視了一把后勤的。如今中國社會越來越往工科方向發展，文理相對來說受到了一定的質疑，這種質疑歷來都存在，但現階段，這種偏好質疑得到了很大加強。

 

在一切以成果論英雄的無機時代，理工科的成果最為剛性。由于教師素質良莠不齊、社會認同功利等因素，社會上重理輕文的風氣逐漸蔓延開來。就科研成本而言，理工科與社科類本就不是同一量級，這種差距是合理且天然存在的。但社科類拿著比理工科低數十倍，甚至上百倍科研投入，還要蒙受社會的“尸位素餐”、“臭老九”的異樣眼光，這就會產生強烈的不平衡感。

 

 

沒有實物貢獻的社科類，真的一無是處嗎？誰能衡量歷史系對琉球、南海諸島歸屬證據的梳理、羅列，對當今的臺灣問題有多重要？誰又能告訴我們，市場經濟、改革開放政策的提出，對GDP的貢獻又該是百分之多少？大家老說文學于事無補，中國唯一一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，正經科班出身。這不多少也體現了高校教育、現代文學探索的一個成就嗎？

 

當下中國大學管理中產生巨大內耗的現象，或許更根本的是：找不到自我定位、發展方向。我們必須正視近代教育的曲折歷史，并以此反觀現階段的某些困苦，有些不便確實是高教演進要交的“學費”，但目前的情況是，這“學費”還要交多久，能不能在垮掉前交完，然后成熟自立？